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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洋经济体研究 2021,(01),128-151

“印度洋局势与中印关系”研讨会观点实录

李艳芳 杨怡爽 吕嘉欣 吴玉莹

云南财经大学印度洋地区研究中心

2020年11月30日,由云南财经大学印度洋地区研究中心、中国社科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联合主办的“印度洋局势与中印关系”研讨会在北京召开。研讨会是印度洋地区研究中心牵头主办的印度洋地区局势专题研讨会,每年举办一次,议题与中心发布的《印度洋地区发展报告》紧密结合,迄今已连续举办九届。每次研讨会均邀请国内海洋战略权威、国际问题知名专家和新锐学者参会,具有一定的学术影响力。本次研讨会分“印度洋局势:变动与影响”与“当前中印关系:挑战与应对”两大板块。中国南亚学会前会长、四川大学中国南亚研究中心主任孙士海研究员,复旦大学“一带一路”及全球治理研究院执行院长黄仁伟研究员,中国改革开放论坛战略研究中心主任马加力研究员,中国社科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副院长叶海林研究员,清华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副院长李莉研究员,海南亚太观察院孙杨院长,复旦大学南亚研究中心杜幼康教授,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南亚研究所楼春豪副所长,云南省社科院南亚研究所副所长杨思灵研究员,贵州财经大学时宏远教授,中国社科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谢来辉副研究员,清华大学国际与地区研究院助理研究员谢超和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助理研究员张书剑等应邀参加了会议。参会学者围绕板块主题各抒己见、自由发言讨论,并由专家点评,最后由主持人进行总结。

为促进学术交流,我们特将本次研讨会上专家学者的观点整理成文,以飨读者(以下按发言和点评顺序)。

开幕式环节

杨群(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总编辑)

杨总编在致辞中,对朱翠萍教授个人及团队在印度洋研究领域的付出表示感谢,他特别提到了发展报告对中印两国在身份认知上存在差异的问题,将中印关系比喻为“两股道路上的车”,只有充分关注两国身份认知差异,才能掌握两国决策出发点,准确把握引发问题的真实缘由,避免行为结果与决策动机不匹配。杨总编在讲话中表示,社科文献出版社作为朱翠萍教授新译著《RSS (国民志愿服务团)如何重塑印度》的第一读者,对RSS拥有深厚群众基础的观点表示赞同,认为该组织是印度民族国家形成中重要的影响因素,也是中国学者需要格外关注的研究对象。最后,杨主编表示会配合作者做好出版工作,让出版物充分发挥社会作用。

朱翠萍(云南财经大学印度洋地区研究中心副主任、教授,蓝皮书主编)

朱翠萍教授首先分析了印度洋局势变化及原因。她认为,大国竞争加剧助推印度洋战略格局发生较大变化,其中的重要变量是中国与印度洋沿岸五大区域国家在合作潜力和经济依存度方面的提升。由于中国经济影响力的上升,为了制衡中国,美国增加了对印度洋的战略性投入。美国是影响印度洋战略环境最大变量,也是二战结束以来印度洋主导力量。美国除了深化与印度国防军事合作,帮助印度加强安全能力建设之外,不排除未来美国在环孟加拉湾继续投入军事力量。美国在深化与印度军事合作的同时,助力印度加强安全能力建设,而印度近期也表示愿意接受美国新编航母舰队在印度洋的活动。其中,不可忽视的原因是印度的印度洋观念正在发生变化。印度认为美国加强对印度洋控制权,对印度成为海洋强国颇有助益。相比印度之前追求印度洋的控制权,印度认识到要实现这一目标,印度首先需要成为海军强国。要做到这一点,印度需要美国的帮助。也就是说,印度想在印度洋实现海军强国的愿景还需要很长时间,但在美国的帮助下,印度要做到这一点会相对容易一些。为此,政策实践方面:首先,印美深化防务合作。印美在2002年签署《整体军事信息安全协议》(GSOMIA)、2016年签署《后勤交换协议备忘录》(LEMOA)、2018年签署《通讯兼容与安全协议》(COMCASA)的基础上,2020年签署《地理空间合作基本交流与合作协议》(BECA)之后,印度相当于具备了盟国应有的“特权”。但是,还不能据此认定印度与美国之间正在形成“准同盟”甚至“同盟”,毕竟美国与包括日本和澳大利亚在内的盟国之间的协议关系是盟国更多只有服从而少有谈判的空间;而印度与美国虽然签署了美国与其盟国签署的关键协议,但这些协议是双方“讨价还价”的结果,双方之间不仅权力结构不对等,而且美印之间的交易与合作也具有不对称性。但是,不容忽视的是,当前美国在深化与印度关系上得到了美国两党的支持,美国与印度事实上的军事同盟也得到了两党的支持。其次,由于印度态度的改变,“印太战略”出现加速推进趋势。“印太战略”除了“盟友”,向“伙伴”拓展。除了美印日澳四国,东盟的一些重要国家包括新加坡、越南和印度尼西亚,以及印度洋关键岛国马尔代夫、斯里兰卡等国,都可能被纳入“印太战略”框架。再次,QUAD向“四国集团”军事化方向推进。过去,印度在“四国安全对话”方面一直反对“四国集团”的任何军事化,以免惹怒中国。同时,澳大利亚也存有相同考量。现在印度的选择,不是与中国合作做大经济蛋糕,而是与美国合作,成为海权强国。相比过去不想过度刺激中国的态度取向,印度、澳大利亚近期均不同程度地表现出推进QUAD由“四国安全对话”非正式机制向“四国集团”发展的态势。从近期美日印澳四国的媒体报道来看,QUAD或将朝着军事集团化方向发展。

对于中国而言,印度的印度洋战略调整至少对中国带来以下挑战:第一,印度对中国在印度洋活动存在错误认知与战略误判的情况下,投入了大量的政治、外交和防务资源以应对所谓的“中国威胁”。这一战略转变不仅增加了大国在印度洋的战略竞争,也为中国在印度洋的活动增添阻力。第二,印度利用在印度洋尤其是环孟加拉湾的优势,所形成的“以海制陆”的心态或者意图,提升了印度应对中国的自信心,由此也为中印陆地冲突的缓解和管控增加了难度。第三,印度的印度洋战略调整,会对海上丝绸之路建设、中国与印度洋沿岸国家包括南亚、东南亚国家和印度洋关键岛国的贸易投资合作带来负面影响,为小国在大国之间的“左右逢源”增加了更多不确定性,提高了政治风险,需要防范。一个典型的例子是,今年9月马尔代夫与美国达成国防合作。11月27日和28日,印度、马尔代夫和斯里兰卡三方会议在科伦坡举行,这是时隔6年后的三边会议,重点讨论印度洋地区的海上安全合作,印度由国家安全顾问阿吉特·多瓦尔出席。总体上,印度洋的战略环境处于动态变化之中。但不变的是,美国对中国的制衡以及印度在印度洋对中国的排斥,不管印度是否坚持战略自主或是否结盟。其次,印度对中国在印度洋不断上升影响力的过度忧虑与安全关切,是印度不断向美国和日本靠拢的一个主要原因。要谨防印度在过度自信情况下,对华更趋强硬,提升冲突可能性。再次,中国的核心利益区紧邻东印度洋的环孟加拉湾,这一区域之于印度的战略重要性以及安全局势的复杂性,决定了中国必须从战略上予以高度重视。作为环孟加拉湾国家的近邻,中国不仅具有地缘优势,而且与这些国家拥有良好的经济合作基础。RCEP是一个可以发力的积极因素。

关于《RSS如何重塑印度》一书,朱翠萍教授认为,本书是迄今为止,国内外学术界对国民志愿服务团最为细致、全面,也是最具权威性的分析之一。是了解印度政治生态、洞悉印度的种族冲突根源和窥探印度决策机制的窗口。尤为可贵之处还在于,本书采用的丰富案例,是在大量调研、当面访谈、邮件采访等第一手资料基础上写作而成。作者(沃尔特·安德森)还在印度2019年大选之后,中译本没有出版的情况下,补充了从2019年大选看RSS如何重塑印度的分析,作为中文版序言。在安德森教授看来,RSS正在重塑印度。同盟家族的几十个分支机构,已经渗透到了印度社会的广泛领域。当然,对于印度来说,印度教民族主义不断上升,隐藏着一触即发的风险。印度人民党最重要的挑战是其印度教意识形态是否具有足够的灵活性。

这里我想说的是,RSS是中印关系下行的一个助推因素。RSS对中国尤其是涉及边界问题时持强硬态度。例如,1959年,当克什米尔的阿克赛钦高原修建公路被公众知晓时,RSS的最高决策机构政治协商会议(ABKM)曾发布一项决议,指责政府在过去十年来对中国的“弱势和不切实际的政策”。第二年,政治协商会议强烈反对科伦坡会议提出的调解印度与中国边界分歧的提议。此外,2017年6月,莫迪政府派遣部队越界阻止中国修建道路的决定,受到了RSS的赞赏。对峙开始,RSS及其附属机构就迅速谴责中国,并发起了抵制中国产品的运动。

叶海林(中国社科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副院长、研究员)

叶海林研究员首先向印度洋地区研究中心表示祝贺。他表示,在每年一度的学术研讨中,印度洋地区研究中心都展示了丰硕的成果,在学术界的影响力不断上升。印度洋地区研究中心在研究范式的探索方面亮点突出。因为,区域国别研究中长期存在的一个难点是,如何结合与平衡个案的特殊性与理论的一般性。原有的研究范式是对该区域的特殊性进行描述,在分析原因时,将其归因于国别的特殊性。把主体原因与客体原因混淆在一起,是当下区域国别研究中的弊端,是研究的理论高度欠缺导致的结果。印度洋地区研究中心近年来发布的报告中,较好地将个案的特殊性与理论的一般性有机结合,在遵循经济学范式进行理论一般性分析的同时,也注重对南亚独特的宗教、文化和内政议题的探索。

在研究影响印度的对华政策时,必须充分考虑中国对印度的政策。纵览过去8个月的中印互动,学术界要回答的问题是印度为何要改变对华政策?印度为何在疫情如此严重的背景下采取对华挑衅政策?多阶段重复博弈模型的分析框架有助于回答上述问题。

中印边界博弈可以简化为三阶段的博弈模型。第一阶段是洞朗事件。印方采取主动跃进的策略,挑起边界争端;中方策略是先对抗,而后转为克制并主动降温缓和局势。双方策略不同,导致得出的结论不同。印方得出的结论是只要僵持下去,中方就会妥协;中方得出的结论是,双方是存在合作基础的,即使在洞朗对峙这样激烈的冲突中,只要双方都愿做出努力,冲突可以被缓和。印度认为第一阶段博弈中的收益是中国的妥协,而中国认为第一阶段博弈的收益是双方成功化解一场冲突。在双方都认为自身是正支付的情况下,会进一步强化原有的博弈策略。

第二阶段是武汉会晤和金奈会晤。中印两国分别强化了原有态度,双方在2018-2019年的态度显得较为热络,关系表现得较为融洽。但双方的支付预期仍存在差异,印方认为在两次会晤后,中方的妥协意愿进一步加强;而中方的理解是,中印在武汉和金奈会晤后,两国的合作基础进一步被夯实,可以产生更紧密的区域合作。尽管两国在领导人会晤后都诉诸合作,但合作的支付预期截然不同。

第三阶段博弈是加勒万河谷冲突。最值得关注的是在此次冲突中,到底是哪一方改变了博弈策略。如果认为是印方改变了行为模式,就需要解释印方在自己的支付预期是正向的情况下,为何要改变行为模式?这显然难以被解释。而如果是认为中方改变了行为策略,此次冲突中的相关现象则可以被解释。中方认为自己的支付预期没有被落实,进而改变了原有的行为方式。印方的策略是越线冲突,这一策略与洞朗事件并无二致,但中方的行为策略发生改变,不再寻求妥协,坚持自2020年4月至12月与印度在边界“硬对抗”。究其原因是中国在原有的博弈中未得到预期收益,即通过与印度合作,促使印度在中国的西南方向降低对中国的战略压力,避免美印接近,使得中国能够集中精力面对来自主要战略方向的挑战。中国认识到,继续使用洞朗事件中的博弈策略,并不能使中方获得此项收益,故而选择改变博弈方式,采取更加对等的态度迫使印度在边界减少压力政策。

从身份认知角度解构中印关系不难发现,中方原先与印度博弈的认知建立在不对等的基础上,由于中方明显强于印方,因此中方认为能够通过展示善意使印度感知到并乐意与中国实现合作。而印方认为中印两国关系对等,印度并不需要得到中国所谓的“扶持”,印度将中方主动让步示好的举措,解读为其自身通过斗争获得的。所以,印度应当继续与中国斗争。这是导致双方策略不对称的根本原因。中方认为印度应当感受到中国的善意,而印度从中国的善意中感知到中国的“弱点”,在关系认知无法达成共识的情况下,双方的博弈不能在一个共同的支付预期下展开,因此无法开展变和博弈,只能被迫采取零和博弈。未来的政策研究重点应当是利用理论一般性的研究范式,分析中国的政策在什么条件下能够取得预期成果。

研讨会环节(一)印度洋局势:变动和影响

黄仁伟(复旦大学“一带一路”与全球治理研究院执行院长、研究员)

黄仁伟研究员主要探讨了三个问题。第一,印度洋的战略地位为何上升?主要原因有四点:首先,几乎所有大国力量皆往印度洋地区聚集,包括欧盟、日本和俄罗斯,这在历史上极为罕见;其次,全球资源、财富都向印度洋地区集中,如中东丰富的石油资源储备、非洲丰富的自然矿产,以及东亚庞大的经济体量与市场;再次,地区性大国间的地缘竞争是构成该地区不稳定的主要因素,例如波斯湾的伊朗和沙特、红海一侧的以色列、南亚次大陆的印度,以及印太两洋中等强国澳大利亚,这些地区性大国都希望在印度洋占据一席之地;最后,该地区的非传统安全矛盾非常尖锐。上述这些因素使得中国进入印度洋困难重重。

第二,美国的“印太战略”在未来会发生怎样的变化?首先,“印太战略”是特朗普政府的产物,从纵深来看则是奥巴马时代“亚太再平衡”战略的延续。拜登政府将在上述两个战略的基础上更新内容,名称或许调整,但内容将会一以贯之,并进一步制衡中国在印太两洋结合部的影响力,捍卫美国在台湾海峡-南中国海-马六甲海峡-波斯湾-红海一带的控制权。这是“印太战略”中长期存在的核心问题。因此,印度洋也将在5-10年内持续成为中美战略博弈的重点区域。其次,要关注拜登政府如何处理特朗普政府的遗产。一是处理特朗普退出中东的问题,拜登政府将采取退出和打击并存的举措;二是印太司令部将在拜登任期内得以延续,不可能再倒退为太平洋司令部,美国也将更加综合地考虑印度洋和太平洋的战略配置。我们必须清楚地认识到,中国在印太区域的力量配置,特别是机动性和打击能力都远不及美国。在落实该区域的对外政策时,美国将继续保持在中东的优势,同时在马六甲和南中国海的控制权长期角力中让中国位处弱势。三是拜登团队的首要任务是加强盟国体系,核心是加强印度洋的美日印澳四边安全对话(QUAD),然后是北约东进印度洋,随后将东南亚各国拉入“印太战略”的外围体系,最终建构出美国版的“一带一路”,即蓝点网络,通过加强“软控制”,说服盟友自掏腰包加强基建网络建设。

第三,中国在印度洋的战略支点应当是什么?首先,“一带一路”的三个重点,即“海上丝绸之路”“中巴经济走廊”“中缅经济走廊”均在印度洋地区,中国若在该区域处于孤立状态,这三个建设重点或将夭折或难以发挥效用。要认识到美国在印度洋企图构建与中国“零和博弈”的战略态势,我们则要构建“共商共建共享”的结构;其次,中国的战略重点在东南亚,这是承载着中国实现“两个循环”连接的重点区域,RCEP的成功签署是一项重要突破,中国重点突破东南亚,“印太战略”就无法在印太两洋实现对接;最后,中国在东南亚将以经济和文化作为主要外交手段,特别是要探讨如何利用RCEP突破美国的盟国体系,维护这个地区的稳定和发展。

时宏远(贵州财经大学教授)

时宏远教授的发言题目是《英国新世纪的印度洋政策》。第一,英国在印度洋的利益诉求是什么?1971年后英国在印度洋的整体利益呈收缩态势,但仍有如下几项诉求。首先,位居第一的是安全利益。传统安全方面,英国认为伊朗对其造成巨大威胁,双方历史上有直接的传统安全冲突,伊朗曾扣留过英国的多艘军舰和人员。此外,2020年1月,伊朗还曾短暂地扣留过英国驻伊朗大使。非传统安全方面,英国多次遭受印度洋海盗和恐怖主义打击,其中发生在印度孟买的酒店恐怖袭击,就有英国公民伤亡;其次,在经济利益诉求方面,2018年英国前十大贸易伙伴中,就有三个来自印度洋地区。此外,2019年发布的《海洋2050展望未来》文件中,英国就再次强调了印度洋贸易和海上运输安全的重要性;再次,从殖民利益角度看,印度洋地区国家是英联邦的重要组成部分。此外,英国在印度洋还有殖民领土———查戈斯群岛,并于2010年成立了世界最大的海洋保护区。

第二,英国为实现利益诉求,在印度洋地区采取了哪些措施?首先,英国在重建印度洋军事基地。2014年,英国与巴林签署建立永久军事基地的协议,并于2018年4月竣工,标志着英国在印度洋地区重新拥有了永久性军事基地。2020年10月19日,英国首相约翰逊宣布,2021年将派遣“伊丽莎白女王号”航母前往东亚和印度洋地区与盟友一道执行任务,这是其为兑现“英国要重返苏伊士运河以东地区”的诺言而在印度洋地区实施的较有代表性的举措。其次,打击非传统安全威胁。在参与欧盟和北约打击海盗的行动中,英国积极派遣战舰、海上巡逻侦察机和人员参与;再次,加强与印度洋沿岸国家的关系,重点是加强与印度、澳大利亚,以及海湾地区进口英国军火物资的国家的关系;最后,强化与美国的合作,重点体现在将迪戈加西亚军事基地租借美国。约翰逊曾表示,该基地已成为联结“英美特殊关系”的重要纽带。综上,英国在印度洋的政策具有三大特点,其一是留恋性,即对以往荣光与权力存有不舍;其二是重返性,即不断加强在该区域的存在;其三是无力性,事实上,因为力量下滑,英国对印度洋事务的控制能力已经趋弱。

第三,英国的印度洋政策面临哪些挑战?首先是经济实力方面的挑战。1971年英国GDP占全球GDP总额的4.5%,到了2018年该指标下滑为3.3%,受脱欧影响和新冠疫情冲击,预估该国经济实力还会进一步下降;其次是领土争议。1968年毛里求斯独立后曾要求拥有查戈斯群岛,国际社会也支持该国的领土主张。根据国际决议,英国应于2019年归还查戈斯群岛,但该国至今未予归还,此举受到来自国际社会的负面批评。

第四,对英国的印度洋政策作出三点研判。一是由于经济力量下滑,英国在印度洋地区的力量投射力不从心;二是英国不会将查戈斯群岛归还毛里求斯;三是无论如何调整印度洋政策,英国都不可能复制日不落帝国时期的辉煌,要想在该区域发挥作用,英国必须与美国联合。

杨思灵(云南省社科院南亚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

在新冠疫情肆虐全球的背景下,云南省社科院受托举办中印卫生共同体会议。但是,由于近期中印关系趋于紧张,印官方拒绝参会,这一举动侧面反映出印度方面根深蒂固的战略竞争思维。印度在其历年发布的《国防报告》中,一直夸大中国的军事威胁。现实来看,印度对中国的威胁认知并无太大变化,这与RSS在其国内宣扬印度教民族主义颇有关联。在疫情期间,印度跟随美国将新冠病毒歪曲为所谓的“中国病毒”。此外,从民调数据看,印度民众对中国的态度普遍消极。

印度洋是印度对中国防备的重点区域,尤其是在中国在印度洋开展护航活动之后,印度对中国在印度洋上的所谓“军事存在”的安全焦虑大幅度上升。近期印度的印度洋战略态势呈现如下几个特征。

一是警惕中国进入印度洋,宣扬中国印度洋安全威胁论,加大与域外大国互动。长期以来,印度对英法美等国持开放态度,对中国却持排斥态度。在印度洋,印度企图加大与美国、法国、英国、日本等国合作,遏制中国的影响力,其在美日印澳四边机制的积极性与主导性意图正在逐渐体现。其大肆宣传中国在印度洋上的军事意图,认为中国不断强化珍珠链战略,遏制及包围印度。据此认为,中印两国在印度洋上军事竞争势所必然。

二是积极构筑印度洋国家防御圈,重点是强化与马尔代夫、斯里兰卡、孟加拉国的印度洋安全合作。在印度与这些国家的联合声明之中,均无例外的强调了印度对印度洋安全的重视,要求双方互相保证彼此对海洋安全利益的关切。为此,印度采取了一系列的举措。比如大力援助马尔代夫,让马尔代夫摆脱中国“一带一路”倡议所谓的“债务陷阱”,强化与孟加拉国的关系,印孟两国发表共同声明构建特殊的伙伴关系等。印度尤其重视将中国的影响力排斥在斯里兰卡、马尔代夫等国家之外。

三是以缅甸、尼泊尔等为战略重点方向,对中国所谓影响力做出战略应对。在缅甸,印度学者以高高在上的口吻提醒缅甸要小心中国,并“教育”缅甸应当如何与“横行霸道”的中国打交道。印度一直认为中国通过缅甸、巴基斯坦等国家扩大在印度洋上的军事存在。长期以来,印度宣扬中国在缅甸港口建设军事基地,建设雷达站。中国在巴基斯坦瓜达尔港的建设也被宣传为有军事目的,认为中国有能力在需要的时候将这些地方转化为军事用途。在尼泊尔,印度积极与尼泊尔反对派勾连,抹黑中国的外交行动,宣扬中国支持的是腐败的政府。其真实目的在于推翻尼泊尔现政府,扶持有利于印度的政府上台。印度此举构成陆海安全战略共同推进,以确保其在印度洋及南亚地区的主导权。

四是以中国威胁为借口,大力加强其在东印度洋的军事基础设施建设。在中印边境局势紧张的背景下,印度以中国威胁为借口,大力推进在安达曼群岛和尼科巴群岛的军事基础设施建设,目的在于从根本上威慑中国进入印度洋的通道。印度早在此前就在该地推进军事基础设施的建设,与中国威胁的关系并不密切。但2020年中印边境局势的紧张似乎使印度找到了其大力加强东印度洋军事基础设施建设的借口。

五是将南中国海与印度的国家利益挂钩。印度实施的是印度洋上的内线防守与西太平洋上的外线进攻相结合的策略。在南中国海,其与域外大国的勾连始于2012年。此后印度与美国、日本等国的论调基本一致,其态度颇具进攻性。与此同时,印度也加强与其他南海争端国如越南加强安全互动,掣肘中国的意图显而易见。

从这些可以看出,在针对中国方面,印度的战略自主与结盟不存在矛盾关系。印度理解伙伴关系的方式与其他国家不同。该国所倡导的伙伴关系,是以国家利益为出发点、灵活自主的伙伴关系。比如在现阶段情况下,其认为要与印太国家结成伙伴共同对付中国。因此,印度现阶段的结盟趋势与过去的不结盟运动异曲同工,都是为了确保战略自主性所做的举措。可以预见,在目前的国际格局下,印度将中国作为战略对手的态势不会改变。

楼春豪(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南亚研究所副所长、副研究员)

新冠疫情叠加百年变局,大国博弈交织国家治理困境,使印度洋地区的安全局势面临更大的不确定性和脆弱性。首先,大国博弈牵引印度洋秩序之变。近年来,大国对印度洋地区的战略重视和政策投入不断提升,印度洋局势走向很大程度上折射大国博弈态势,犹如冷战时期美苏对印度洋地区的战略争夺。美国加速推进“印太战略”,印度积极谋求“净安全提供者”,中国稳步推进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日本、澳大利亚、英国、德国、法国等也纷至沓来,使得各国的利益碰撞乃至竞争难以避免。在这场大国博弈中,中美印无疑是最重要的三组力量,美国拥有最强大的军事实力,印度坐享得天独厚的地缘优势,而中国力量和利益的上升也势不可挡。2020年,中美博弈的加剧和中印关系的恶化,使得中美印三边关系出现变化,印度在中美之间倒向美国的态势更加明显,美国与印度对中国的战略疑虑增强了。反映在印度洋地区秩序层面,就是印度对美国在印度洋地区的力量存在持更包容态度,美印联手主导印度洋秩序、挤压中国力量提升的态势更加明显。有几个具有战略性影响的动向值得关注,一是美印防务合作进入“准同盟级”。2020年10月底,美印外长和防长“2+2”对话会上,两国签署了共享地理空间情报的《基本交流与合作协议》。加之此前业已签署的《后勤交流备忘录协议》和《通信、兼容与安全协议》,美印防务合作已经进入“准同盟级”。此外,美国P8A反潜机10月降落在安达曼·尼科巴群岛,意义重大。二是美国与马尔代夫签订防务合作协议。2020年9月,美国与马尔代夫签订防务合作协议,且据媒体报道,“美国事先征求了印度的同意”。加之此前美国积极推进“孟加拉湾倡议”,表明印度对美国在北印度洋地区的军事存在持更开放乃至接纳的态度。三是美日印澳四国在“印太战略”合作中形成闭环。2020年,印度和日本、澳大利亚都签署了后勤合作协定,补足了美日印澳四边机制在安全防务领域的短板,四国在后勤保障、海域态势感知、互操作性等方面融合提升。2020年11月初,印度邀请澳大利亚时隔13年重返“马拉巴尔”联合军演,是四国防务合作走深走实的重要标志。四是印度国内战略界关于对中国“以海制陆”的讨论日趋频繁,把压制中国的存在作为主要目标。加勒万河谷冲突后,印度在印度洋海域对中国科考船有干扰行为,值得警惕。

其次,新冠疫情加剧地区治理困境。环印度洋是失败或濒临失败国家较多的地区,许多国家都面临政治动荡、经济乏力、社会矛盾积弊丛生等治理困境,新冠疫情更是雪上加霜。国际危机组织报告称,“全球交通管制导致贸易停滞、供应链断裂、企业大规模倒闭、失业率高涨、大量日薪族失去生计,经济震荡极易引发社会动荡,或将使部分国家陷入内乱”,这段描述对许多环印度洋地区国家都是适用的。比如,疫情在短期内对域内国经济增长构成了挑战,并传导至安全层面。尽管恐怖袭击数量呈下降态势,但恐怖组织网络招募的步伐并没有停止,疫情带来的经济恶化或将为这类招募提供有利条件。再比如,疫情影响相关国家的财政状况,使得其债务问题更加严峻,也将增加中国在对象国的投资和项目建设的风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预计,巴基斯坦上财年(2019.7-2020.6)的公共债务将攀升至2350亿美元(其中外债逾1000亿美元),约占国内生产总值的90%,形势严峻。因此,要格外关注疫情引发的一系列次生风险。

最后,中国应危中寻机、稳中求进,妥善应对国家利益面临的风险挑战。其一,中国要充分运用好经略“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相关资源,为我在对象国的战略利益托底。中国应该基于不同国家的国情,因地制宜、精准合作,并且整合、统筹好我在对象国的政策资源和工具,最大限度保障好我在对象国的根本战略利益。对美国、印度等国的竞争乃至破坏活动,要保持高度警惕,在宏观上不给对象国增加“选边站”的抉择困境,在微观上对美印的实质性破坏活动坚决反制。其二,底线思维,把握好我国利益走出去的布局、节奏和方式。比如,在疫情后续风险较大的地区和项目,注重对可投入资源的审慎权衡,谨防相关国家或项目对我产生负面“虹吸”效应,导致我国战略透支。其三,增强能力建设,做到以不变应万变。能否有效适应印度洋安全局势的变化,关键在于中国自身的能力,既包括力量投射的能力,也包括抗打压能力,还包括防守反制能力。所以,中国应立足总体国家安全观,稳步推进海洋强国、战略支点建设等布局,扩大朋友圈、稳定产业链,切实提高我国在印度洋地区的利益保障能力。

张书剑(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助理研究员)

张书剑老师的发言主题是对莫迪政府“西联”(Link West)政策的评估。他认为,在关注印度的BIMSTEC倡议和“东进”(Act East)政策的同时,也应充分关注莫迪政府在西印度洋的动向,相比于“东进”政策,“西联”政策的成效更为突出。

“西联”政策由2015年莫迪访问阿联酋时正式提出,很快成为莫迪中东外交的代名词。作为曼莫汉·辛格时代“西向”(Look West)战略的升级版,“西联”同样没有完整的公开战略纲领,仍然是以现实利益为导向采取行动,以保障印度在中东乱局中保持动态平衡。但相比于奉行“不结盟”的国大党政府,莫迪在中东外交上的灵活程度更大。

其中,最突出变化当属印度和以色列关系的大幅提升。2017年莫迪成为历史上首位访问以色列的印度总理,印以军售交易关系稳定且呈增长趋势。据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提供的数据,以色列已成为与美国、俄罗斯并列的印度三大军购来源国之一,而印度则是以色列第一大军火出口目的地。印以间军火交易年均销售额超过10亿美元,军售项目涵盖机载预警系统、防空导弹系统、无人机、突击步枪等各类军事装备。莫迪上任后在军工领域重点发展“印度制造”,又为两国防务合作拓展了新空间。在相关政策支持下,印以防务合作在武器联合设计、制造及技术转让方面进展迅速。2016年3月,印度信实防务公司与以色列拉费尔先进防卫系统公司成立合资企业,在印度制造空对空导弹、防空导弹系统和大型空浮侦察器;2017年4月,以色列航空航天公司和印度签署价值近20亿美元的中程地对空导弹防卫系统合约,并成为首家在印度生产远程舰对空导弹防卫系统的公司;5月,以色列武器工业公司与印度蓬吉劳埃德公司设立了印度首个私营小型武器制造工厂。除此以外,两国间的军事交流在反恐等安全共识的推动下日益密切。在打击克什米尔分离主义武装活动的武器装备与战略战术上,印度与以色列之间有着深度合作关系。2016年印度对巴控克什米尔发动跨境“外科手术式打击”后,莫迪曾在公开场合演讲宣称印军战斗力已经能与以色列国防军相提并论。在莫迪第一任期内,印度罕见地开始在巴以问题的相关联合国安理会决议上投弃权票,在坚持“不结盟”外交力挺巴勒斯坦的态度上有所收缩,反映莫迪中东政策的转向。

除以色列外,阿联酋在印度中东外交中的战略地位同样得到大幅提升,成为印度在中东的战略支点。阿联酋拥有约330万印度侨民,在历史上曾经是印度最大贸易伙伴,同时也是印度侨汇的重要来源国,迪拜至今仍是印度海外贸易的重要节点。莫迪上任后,双方高层互动频率远超印度与其他中东国家。莫迪于2015年、2018年和2019年三次访问阿联酋,2019年获得阿联酋最高的平民奖章“扎耶德勋章”;阿布扎比王储成为2017年印度共和国日主宾。双方合作从能源和经贸领域深化到反恐、安全等领域,两国确立多个战略安全对话机制,承诺联手打击极端主义、恐怖主义和海盗活动,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不断深化。2018年印度喀拉拉邦洪灾得到阿联酋的大力援助;2019年印度修宪废除印控克什米尔“特殊地位”得到阿联酋的公开支持,阿联酋驻印度大使表态称修宪是印度内部事务,有助于促进地区稳定与和平。

与此同时,印度与伊朗、沙特等传统能源伙伴之间的关系同样稳步提升。伊朗方面,印度通过持续投资开发伊东南部恰巴哈尔港,强化印度与中亚内陆的互联互通建设,保障自身战略通道安全。2018年2月,印度与伊朗签订协议,租借恰巴哈尔港作为印度通往阿富汗及中亚的贸易通道,并积极参与该港到伊朗毗邻阿富汗的边境城市扎黑丹的铁路建设。在印度政府及美国国内游说团体联合施压下,2018年12月,美国国务院以“对解决阿富汗问题有益”为由,宣布“免除对恰巴哈尔港开发及其附带铁路项目以及伊朗向阿富汗运送石油的制裁”。印度、伊朗、阿富汗随后立即达成三国间贸易及过境走廊协议,印度进而正式启动该港运营。沙特方面,2016年莫迪访问沙特,获赠最高荣誉;2019年,沙特王储小萨勒曼访问印度,获莫迪高规格礼遇。沙特承诺未来两年将对印投资提升至1000亿美元,并增加印度穆斯林朝觐的配额,使其成为朝圣人数第二高的国家。

总而言之,印度在中东国家的外交总体呈现“多头下注、动态平衡”的特征,根据实际利益不断调整与中东诸国的关系,成效显著。首先,在中东地缘博弈加剧、特朗普制裁伊朗激化地区矛盾之时,印度同时与各方保持友好往来,成功在中东乱局中确保自身能源安全与战略利益。其次,印度成功撬动海湾国家与巴基斯坦的“传统友谊”,实现孤立巴基斯坦的外交目标。长期以来,海湾国家作为巴基斯坦的穆斯林盟国,在政治、经济、安全等诸多领域给予巴基斯坦重要支持。但在莫迪积极运作之下,海湾国家在安全战略上与印度合作日趋紧密。部分中东国家在克什米尔等涉及宗教感情的问题上偏向印度,使巴基斯坦在国际场合进一步陷入被动。

当然,印度的中东政策能取得成效,离不开中东内部形势的变化因素。阿联酋和沙特主动修复与以色列的关系,使印度在同时与各方加强友好往来的同时,免于陷入“选边站队”的风险。

展望未来,随着印美准盟友关系的不断提升,印美防务合作从东印度洋向西印度洋扩张的趋势逐步显现,后续动向值得密切关注。

冯传禄(云南财经大学印度洋地区研究中心副教授)

冯传禄老师的发言主题是“印度洋地缘政治中的印度对华立场”。他认为,印度在印度洋地缘政治中的对华立场与印度在中印边界问题上的对华立场保持一致。印度正在以一种受害者的姿态表达投机者的诉求。

印度洋地缘政治有两大特征:一是区域内有一些动荡幅带,贫富分化、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矛盾交织;二是全球主要大国在印度洋都有不同程度的战略诉求,特别是经济利益方面的诉求。上述两个特征使印度洋形成两大常态:一是域内事务复杂交织;二是域外国家深度介入。这两大常态决定了中国在印度洋地区活动的主要地缘风险来源有如下两点:一是体系层面大国竞争的地区化;二是区域内生性的地缘政治生态的复杂性。无论从哪点来看,印度都可谓“首当其冲”。此外,按照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来看,随着“一带一路”倡议在印度洋方向的推进,中国传统儒家文明突破了原有的边界,可能会导致该区域产生一些文明冲突。然而总体而言,中国对南亚印度洋方向带来的文明冲突,远不及基督教与伊斯兰教之间的冲突那样强烈。同样,中印在印度洋方向的相遇,印度对中国怒目而视,根源也并非所谓的“文明冲突”。

在考察印度对华立场时,需将印度在印度洋地区的对华立场与印度在中印边界问题中的对华立场有机结合,方可窥见全貌。印度在中印边界冲突中表现得咄咄逼人,将自身定位为中国“扩张主义”的受害者,并以对抗者姿态,与中国在中印边界围绕实控线展开激烈对峙。以受害者之名,行机会主义者之实。诸如抢占战略高地、拒绝等距离撤离等行动与态度,体现出印度谋求战略主动的博弈策略。相同逻辑下,印度在印度洋上也谋求战略主动。在战略认知上,印度认为中国正在西太平洋-印度洋关键位置建设有关战略支点并谋求权力投射。不少印度学者以及政府官员认为中国以珍珠链增强印度洋海权,在现实中对印度的海洋战略进行反制。在战略行为上,一方面,印度在印度洋方向积极提升自己的战略能力和影响力,旨在确保自身在印度洋的优势地位;另一方面,印度通过“东进”战略扩大同东盟国家的经济联系,为印度经济发展谋求东向空间。同时,印度还在积极互动中拉近同美国、日本和澳大利亚的战略关系,并借机加大了与越南、印尼等国的军事交流与合作力度,目的在于通过对外借力和布局调整平衡中国在亚太空间的影响力。

此外,国际体系结构中,作为体系单元的国家在国际体系中的不同位置及身份差异,带来了各自战略利益的差异,而战略利益差异往往意味着矛盾及竞争,这就使不同国家间的双边关系参差不一,或远或近;另一方面,国际体系结构中的任何一对双边关系都不可避免会受到其他战略体的影响,尤其会受到国际体系主导国的影响。现行国际体系中,体系主导国出于霸权护持需要,往往会将国际体系内的重要成员国分别予以战略对手、战略盟友、准盟友、战略无关者等角色划分和不同功能定位。这也势必会带来体系成员国与体系霸权国在战略关系上的差异,进而影响它们自身国际处境,并导致不同类型国家形成迥异国际战略偏好,而这些影响最终会反作用到体系成员国的双边关系上。

印度与中国实力对比上的明显弱势以及中印结构性矛盾的存在,为印度的借助外力与华博弈的机会主义提供了内在驱动;而在两国同美国的关系中,印度与中国分别被区别定位,这就为印度的机会主义提供了外部环境和投机空间。

首先,中印因为在国际体系结构中的不同位置与身份,所带来不同的战略利益诉求和战略偏好,这些差异导致了相关分歧与矛盾。未来一段时期内,除非国际环境有重大变化,比如国际关系有新的分化组合之势,或者中印实力对比有显著变化,否则中印间的结构性矛盾可能也很难有实质性改观。实力对比中的明显弱势以及结构性矛盾的存在,为印度借助外力的机会主义提供了内在驱动。

其次,中印因为在国际体系结构中的不同位置与不同的身份角色,正在被国际体系的主导国在其最新的战略调整中予以区别对待。对当今国际体系主导国———美国而言,中印分别是当前国际体系中的现时崛起国及中长期可能的崛起国,在现阶段中印各自的国际地位和国家权势,对美国构成的挑战并不相同。在特朗普政府的“印太战略”中,印度与中国分别被区别定位,这就为印度的机会主义提供了外部环境和投机空间。

最后,海洋安全方面,美国对印拉拢也绝不会在现阶段就草草停止。在海洋安全认知上,美国国内不少战略精英都认为中国作为世界贸易的主要出口国以及石油和其他能源资源的重要进口国,不会满足于相信美国提供的海上交通线。美国战略人士罗伯特·卡普兰认为“而印度洋已经成为中国海军扩张的新区域,中国在印度洋扩展影响力将重塑印度洋格局,并可能挑战美国的主导地位”;“从长期来看,中国在印度洋的战略存在将改变印度洋的现状”,现役军官戴维·斯科特(David Scott)直截了当地指出,中国在西太平洋和印度洋分别对美国和印度提出挑战,使得美印海洋利益愈趋一致,美印需在印太框架下深化海洋合作以应对共同挑战。2020年,特朗普政府在亚太方向上对华施加了更大压力,同时在印度洋方向积极拉拢印度,有意将印度纳入自身的联盟体系,形成对中国在整个印太空间的战略包围。事实上,自从时任美国防长的罗伯特·盖茨在2009年香格里拉对话会上演讲中首次提到“美国将印度视为印度洋及其更广区域的净安全提供者”以后,美国军政高官在许多场合都称印度为“净安全提供者”;而在美国最新版的《国防安全报告》里,中国被美国界定为主要战略竞争对手,而印度被美国热捧为全球范围内重要的“天然民主伙伴”和“主要防务伙伴”。

总之,中印两国因为在国际体系结构中的不同位置与身份差异带来不同的战略利益诉求,而主导国战略上对中印的区别对待所形成的战略牵引,为印度的战略投机带来了空间。考虑到当前国际力量格局并没有重大变化,中印实力对比也没有显著变化,中印间的结构性矛盾短期里很难有实质性改观,美国对印拉拢也不会突然停止,所以印度的对外政策、海洋安全博弈上的机会主义色彩,并不会因为国内疫情、经济问题而消失,反而只会日盛。

研讨会环节(二)当前中印关系:挑战与应对

孙士海(四川大学中国南亚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

中印关系恶化对中国的挑战是未来中国将长期与一个强硬、自信且具有冒险主义色彩的印度政府打交道,这次的边界冲突只是印度改变对华政策的由头。众所周知,外交是内政的延续,产生这一挑战的主要原因是印度人民党上台以来对外政策的变化:争取做领导型大国,不做平衡性大国,塑造战略环境,放弃不结盟,对中国在印度洋和南亚地区推行“一带一路”倡议保持高度警惕,对中印关系持“零和博弈”态度。只要“一带一路”倡议在南亚推进,印度与中国的地缘战略竞争就将持续存在。

印太地区是印度与中国展开战略竞争的重要平台。中国要正视作为崛起国和邻国的印度,未来中印关系的重要性将是仅次于中美关系的双边关系。那么,要如何应对未来中印关系?首先,要尽最大努力维护与印度的双边战略稳定;其次,要有战略定力,中印双方应当坚持不以武力解决边界争端;第三,中国应坚持“一带一路”倡议在南亚和印度洋推进的同时,重视中印经贸往来中印度合理的关切和诉求;第四,在印太地区共同安全和合作安全的原则下与印度开展战略对话;最后,在其他国际问题和全球治理中寻找合作契机,探索与印度的竞争共存之道。

马加力(中国改革开放论坛战略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

加勒万河谷事件表明中印双方情感的背离,后续中国应力争寻求关系转圜。在中印建交70周年之际,中印双边关系急速恶化。究其原因,除了印度多年来在中印边界的蚕食和前进损害中国主权利益之外,中国也应当进行反思与总结,中方没有妥善地研究如何同印度打交道的问题。印度近年来因经济增速良好,外部环境对其有利,滋生了外交上的膨胀心理。印度一直未入中国法眼。中国在处理中印关系中得失参半。中印边界事件应当由双方高层出面缓和,因为中印边界问题不仅是军事问题,更是政治力量问题。两国应当秉持“冷却媒体、热络党交、多方努力、转圜为高”的基本思路改善关系。印度在边界问题上表现出自卑式强硬,双方应在边界尽快脱离接触。中国对印战略方针应当是“整体综合威慑,纵深强力威慑、浅近有效威慑、前沿足以应对”,减小中国的消耗,以免给美国等第三方势力提供可乘之机。从身份认知看,印度是中国西南方向的大邻居,要直面此现状;从边界纠纷看,中印双方从来没有正式划定边界,中国作为力量主导方,需要加强对中印关系的经营与塑造。

杜幼康(复旦大学南亚研究中心教授)

在讨论当前中印关系面临的挑战与应对时,需要放在今年以来中印关系急剧恶化的大背景下来思考。总体而言,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印两国在相继崛起的进程中,双方在政治、经贸、外交、军事安全以及国际问题上,既有诸多共同的利益,也存在一些矛盾和分歧,大致呈现以下一些特点:第一,政治上互信仍显不足,但对双边关系高度重视;第二,经济上竞争有所上升,但经贸合作日趋密切;第三,外交上不乏纷争,但尽力确保两国关系稳定;第四,军事与安全上芥蒂犹存,但总体在加强沟通与交流。

然而,今年来中印关系却呈全面下滑态势,两国间原先被掩盖或暂时搁置的矛盾以及长期悬而未决的问题,在新冠疫情大流行的特殊时期,以边界争端为导火索,集中爆发出来,两国边境地区甚至爆发了数十年未见之激烈冲突。概而言之,这一局面实际上是由印度内部、双边、国际等各种因素促成的。中印关系为何会严重恶化,以致跌入新世纪以来最低点?对此,双方都需要反思,不能简单地将问题归因于印度“转移国内矛盾”。否则,就做不到全面、客观、辩证地认识当前中印关系面临的挑战。

在应对当前中印关系面临的挑战方面,我们必须要真正做到“知彼知己”,要深入了解和认识印度的思维方式和利益诉求。首先,在经贸领域,印度近年来对其严重依赖进口的中国电机设备、有机化学产品、抗生素和铝箔等状况十分担心,对制造业、互联网、工程承包等相关中资企业不断扩大在印度市场中份额的势头也疑虑重重,对中印双边贸易中持续出现巨额逆差更是怨气满腹。于是,当边界冲突爆发后,印度以此为由头,趁势在经贸领域采取了一系列反制措施,包括发起大量反倾销调查,限制中方投资,禁用中国APP等,甚至还学着美国,扬言也要与中国“脱钩”。其次,在边界问题上,印度基于其业已占据大量有争议领土的有利态势,力图基本按照实控线解决边界问题,因而认为中方未继续核实实控线是在拖延边界问题的解决,并担心随着中印两国综合国力差距的拉大,中国可能依仗强大实力解决领土争端。近年来,在美国特朗普政府视中国为其“战略竞争对手”的背景下,印军在边境地区时有挑衅,搞摩擦,其中不乏以此促谈的用意。此外,在克什米尔问题上,印度去年8月单方面改变克什米尔现状,对巴进行极限施压,并直接将中国领土划入其行政管辖范围。印度外长为防止事态扩大,来华作出“三不”表态和承诺。但中方不为所动,坚持原则立场,数次敦促国际社会和安理会继续关注克什米尔局势。印外长劳而无功,自觉有失脸面,后指责中国将中印关系推向了“最困难阶段”,并声称“中国似乎更受第三方的影响”。在印度看来,中印双方虽一再强调“相互尊重和照顾对方的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但中方并未将印度的利益和关切放在恰当的位置。因此,当前要应对中印关系面临的挑战,亟需双方开展真正意义上的战略沟通和对话,推出一系列切实、可行、有效的增信释疑举措,以确保中印关系稳定和健康发展。

李莉(清华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副院长、研究员)

对中印关系看法的分歧越大,越应当从不同角度加以探讨。此前本人做过一些研究,发现印度对华政策与中国同超级大国或是霸权国之间的关系有着某种规律性的联系。因此,我想简单梳理一下历史的脉络,看看这种规律性联系的存在,它或许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当前印度对华的强硬,也可以帮助我们预估印度对华政策的未来走向。

众所周知,1950年中印建交后,两国关系有过“蜜月期”,当时中国奉行“一边倒”、选择与苏联结盟,而巴基斯坦成为美国的盟友,此时是印度不结盟外交的高峰期,尼赫鲁认为与中国友好符合印度的利益。1960年前后,当中苏关系走向破裂时,印度开始在中印边界推行“前进政策”。当时中国外交上相对孤立,与两个超级大国的关系都不好,这其实是1962年中印边境冲突爆发的重要历史背景,而美、苏在这一时期都向印度提供了不同程度的援助。

1970年前后,中苏危机加剧,而中美关系出现缓和,1971年印度与苏联签署了《印苏和平友好合作条约》,结成了事实上的军事同盟。而1979年苏联入侵阿富汗战争发生后,南亚成为冷战的前沿,形成以印苏为一方、以中美巴为另一方的对峙局面。1986年起,中苏关系走向缓和的迹象越来越明显,中苏间的三大障碍开始逐一被克服,印苏联合反华同盟走向瓦解,这也成为1988年底中印关系“破冰”的重要历史背景。

冷战结束后的1990年代,中美关系斗而不破,尽管双方政治纷争不断,但经贸关系日益紧密,双方都有意改善和加强两国关系。美国在克什米尔和核不扩散问题上对印保持压力,令印不快。这一时期,印度与中国签署了两个边境管控协议,对稳定双方关系发挥了重要作用。1998年印度和巴基斯坦核试后,中美专门就南亚问题发表联合声明,谴责印、巴核试验,要求两国去核,并和平解决克什米尔问题。这加剧了印度对美国的不信任,坚定了印度外交的不结盟取向。

2000年代,尽管美国与印度签署了民用核合作协议,有意扶持印度成为世界大国,以维持亚洲均势,但“9.11”事件后,中美成为反恐合作伙伴,并以国际体系中的“利益攸关方”角色定位,寻求中美建设性合作。因此,这一时期印度与中国的关系也取得了重要进展,双方建立了特代机制,通过了关于解决边界问题的政治指导原则,同意建立“面向和平与繁荣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2010年代以来,中美战略博弈加剧,美国加大对印度的拉拢力度,印度偏离此前的不结盟政策取向,印美战略上相互拥抱,印度对华政策的竞争性也越来越突出。2011年美国出台的“亚太再平衡”战略,已将印度作为“支点”国家,鼓励印度向东行动,在亚太有所作为。特朗普推出的“印太战略”实际上是“亚太再平衡”的延续,只是更明确其应对中国崛起的目标,更明确印度的作用,更明确美日印澳四国机制的作用。洞朗对峙的发生和印度在中印关系中不断抬高要价,都与此背景密切相关。而此轮中印边境对峙发生也与新冠疫情后中美关系快速下滑几乎同步,其持续至今与特朗普政府在此问题上明确选边印度也不无关系。

拜登上台后中美战略竞争的态势不会改变,美印在“印太战略2.0”或“亚太再平衡战略2.0”框架下的合作态势不会发生太大变化。不过,拜登对华竞争的策略、方法可能会有一些调整,会更为理性,也会有一些合作。因此,印度对华政策在继续以竞争性为主的情况下,可能会视中美关系的变化作出相应调整。

谢超(清华大学国际与地区研究院助理研究员)

可以从中印的双边互动和印度内政发展两个层次看待印度日益僵化的对华政策。首先从两国的互动来看,中印关系的症结在于相互轻视。双方都在寻找自己的相对优势,中国在经济和军事实力上强于印度,在既往战略上并不重视印度,更多的还是在全球战略基础上处理对印度关系。印度则自认为是民主自由国家,享有制度优势,与西方国家之间存在天然的制度纽带。这种相互轻视的态度体现在双边交往中就是中国认为扩大中印经济合作有利于推进双方的政治关系,但对于中国的友好姿态,一则印度并不领情,甚至认为中国更需要印度,做出适当的经济让利是理所当然;二则印度由于意识形态等原因更愿意推进与西方的经济合作。双方自以为展示了高姿态或给出了战略实惠,但在对方看来只是小恩小惠,对彼此的期待存在巨大落差而不自知,彼此之间的不屑一顾使得一些小事很容易产生情绪化的反应。例如2020年瑞辛纳对话期间,印方执意安排一场讨论我国内政问题的座谈,在中方代表团提出关切之后又以印度是言论自由的民主国家为由贸然拒绝,中国代表团退会以示抗议,而印度随后在另一场会议中也以退会之举表达对中国的不满。此现象反映出,中印关系很容易被情绪所驱使,战略关系的发展容易受到具体议题的影响。

从印度内政来看,目前印度执政的印度人民党在推进右翼政治议程方面更加自信。现阶段,莫迪与国民志愿服务团现任主席巴格瓦特关系处理得较为不错,印人党与国民志愿服务团之间基本达成微妙的平衡,国民志愿服务团在外交上的基本认知是:对美印关系走近不置可否,但对缓和与中国的关系表现得十分介意。双方在协调推动印度教民族主义议程和加强国内的民族主义动员方面颇有心得。这种自信影响印度对自身实力的认识,进而也外溢到对外关系上。印度教民族主义强调国家实力,但印度所认知的实力构成与中国存在差异。印度认为,需要增强实力以保护自己不受强权压迫,但是印度的实力必须来自于“坚定的、排他的民族主义”。中印边界出现问题随时都可能引爆两国民众民族主义情绪,与中国学界冷静客观地主张谈判解决问题相比,我们可以注意到印度学界各种主张强硬的观点层出不穷,似乎在印度对华政策选择上越极端越能体现学者本人维护印度国家利益的坚定决心,学者表达反华观点迎合了民众情绪,当然这种情绪本身就是印度政府、媒体和学者共同引燃的,人们甚少关心类似观点是否正确,是否具备可行性,是否真正有助于维护印度的国家利益。

印度当前执政党和反对派都推行反华政策,让人似曾相识。与美国执政党和在野党竞相反中的戏码相似,印度政党竞争也竞相推动展现对华强硬且无须底线,越强硬越好,各方都可从中渔利,执政党可以甩锅,反对党则将执政党反华纲领推向极端,在毁坏国内经济发展基础的情况下获利。如果说印度政治圈得到了任何借鉴的话,那就是反华是个稳赚不赔的买卖。但是印度学美国却可能取得反效果,原因在于印度相对较弱的国家实力。美国毕竟此前是国际贸易公共产品的主要提供者,现在力有不逮,可以有理由抵制全球化和实行保护主义经济,也可以减少对外提供公共产品的压力,挽救一下国内制造业空心化的局面。印度是后发国家,最有利的政策恰恰是融入全球化和自由主义经济体系,并借助向世界逐步开放国内市场的机会,推动国内深层次经济改革,为经济发展注入新的动力。如今印度盲目仿效美国,无疑将摧毁自己的经济发展前景。

以上分析有助于帮助我们审视印方在拉达克对峙中的策略选择,可以说印方战略界有自己的成本收益计算方式,但他们对于中方的实力和决心都有误判。印度认为中方在东线承担了美国施加的巨大战略压力,此时没有资源和信心在西线与印度对抗,屡屡挑衅就是希望通过极限施压的方法迫使中方让步。这种想法误判了中方的实力和决心,对于中国来说,无论是美国还是印度,中国都是在自己的家门口应对外侮和霸凌,决心自不待言,实力也因为有着国土提供的地理纵深而获得更有力支撑。

这也是印度战略界对华认知遇到的逻辑悖论,因为按照他们的理解,中国是一个扩张主义的国家,那怎么可能连自己的国土都保卫不了。一个连自己国土都捍卫不了的国家,怎么还能称为崛起大国。从印度的历史来看,印度实力来自民族主义的认识有一定道理,毕竟印度独立以后一直面临紧迫的国家建设问题,民族主义动员有利于把一盘散沙状态的民众统一起来,可以增强国家凝聚力,进而在某种程度上增加自身实力。这种对实力的认知深刻影响印度在中印边界中的行为逻辑。但对于中方来说,在应对外国挑衅和维护主权方面,国家凝聚力从来就不是问题,在双方都不缺少民意支持的情况下,战略竞争的结果将取决于实力对比和对实力的有效运用上。

在探讨应对之策时,有如下两点值得注意:第一,鉴于印度现阶段处在印度教民族主义情绪高涨的阶段,仅依靠领导人的非正式会晤远远不够。对于任何对话来说,并不必然导致合作,成见加深也是可能的结果。中印两国应避免交浅言深,在关系修复不到位的时候对话,反而有可能加深彼此的成见。两国应推动全方位的交流,在中印双方领导人达成共识的基础上,进一步良好地发挥双方社会各界力量执行领导人共识的主观能动性。第二,从美国因素来看,印度方面认为中国不能以美国来界定印度,因为印度的战略自主体现在自主性地与美国接触以共同对付中国(而非受到美国的主导)。印方类似想法还想当然地假想中国将被动地接受印度战略靠拢美国的既成事实。鉴于此,中国必须让印方认识到,印度倘若持续与美国保持紧密接触,是需要付出代价的,且应当提示印度作为一个“摇摆国家”,僵硬的对华关系将导致印度摇摆到美国那边之后无法再摇摆回到中线。

当前印度对华认知频入误区,深刻说明印度当前中国研究的现状,一是缺少让真正的中国问题专家自由表达观点的气氛,中国问题学者难以站出来发表不同观点;二是印度真正的中国问题专家太少,中国问题在印度外交中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但是能说中文、懂中国文化、又能与中国学者自由交流的专家还是那么几个熟悉的面孔,年轻学者并没有成长起来。在印度,那些做大战略研究的学者随时可以化身成为中国学者,在中国问题上的影响力远大于中国问题专家,但他们缺少对中国问题的真知灼见,他们甚至没有来过中国,对于中国的认知停留在书本和想象中,让他们主导印度对华政策的结果是可想而知的。总体来看,印方实力配不上其野心,对华政策谈不上系统的战略,更多是战术层次的投机心理作祟。

谢来辉(中国社科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副研究员)

11月15日签署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举世瞩目,而印度的缺席尤其醒目。考虑到印度经济的重要性,人们不禁会问,没有印度参加的RCEP,到底意味着什么?最近十多年来,印度经济增长速度较快,甚至一度超过中国。在2019年,印度成为全球第五大经济体。印度经济一直被认为是和中国经济并驾齐驱的改变世界经济和全球治理的两大力量,中国和印度在21世纪的经济崛起都被认为是势不可挡的趋势。但是,通过对印度经济的深入审视,我们可能需要对印度市场规模和经济前景进行重新的评估。事实上,印度经济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特别是印度市场的规模,一直被各种力量渲染并夸大。

首先,关于印度经济,有几个重要的特征事实:一是印度工业化程度较低,制造业所占比重没有明显增长。工业增加值占GDP的比例在1960年为21%,到2018年为27%,在近60年里仅上升了6个百分点。制造业产值占GDP的比例在1960年占比为15%,2018年仅为14.82%。二是城市化进程停滞不前,近60年里仅增长不到10个百分点。尽管如此,所谓的城镇居民中仍有40%是生活在贫民窟中。三是涉及印度所谓的“庞大”中产阶级。不少研究都认为,印度有约3-4亿人达到全球中产阶级的水平。但是,如果仔细分析印度的相关经济指标,就能发现相关数据不能支撑印度拥有所谓“庞大”中产阶级的判断。2018年,《经济学人》杂志曾有一篇文章深入讨论印度的中产阶级规模问题。文章发现了一些奇怪的矛盾。比如,麦当劳进入印度深耕20多年,但是其分店数量却不及我国台湾地区和波兰。星巴克在印度的分店只有大约100家,只与美国犹他州和阿联酋数量相当。但是在中国,每15个小时就有一家分店开业,分店总计3000余家。印度的航空公司相关数据显示,有97%的印度人从未坐过飞机,2015年仅有大约2000万人次出国旅游。研究发现,2014年,印度只有1/10的成年人的年收入超过3150美元,仅有7800万印度人每天收入接近10美元。根据瑞士信贷银行2015年的估计,印度只有2550万印度人的净资产超过1.37万美元。按绝对值计算,整个印度的财富与瑞士(800万人)或韩国(1500万人)大致相当。从这个意义来看,印度中产阶级的数量比一般认为的要少得多,大约只有2000多万人。可以认为,印度的市场规模大概仅与瑞士、韩国或东欧地区个别发达国家的市场规模相当。正因为中产阶级的实际占比不高,印度的市场规模并不足以对跨国公司在全球的商业布局构成决定性的影响。

其次,由于存在各种结构性的原因,印度经济未来的增长前景值得担忧。据2020年2月印度发布的《2019-2020年经济报告》,过去五年印度经济增长率平均为6.9%,2019-2020年仅增长5%,为2009年以来最低,其中在2019年第三季度甚至降至4.5%。新冠疫情暴发之后,印度经济遭受重创。根据印度央行行长沙克蒂坎塔·达斯10月公布的估算,预计今年印度经济将萎缩9.5%。IMF预测,印度经济今年将萎缩10.3%,是所有主要新兴经济体中降幅最大的,也是印度自独立以来最糟糕的表现。牛津经济咨询公司11月初发布的报告显示,即使疫情有所缓解,印度也将是受影响最严重的经济体。报告认为,今年产出会比疫情前水平低12%,直到2025年才能恢复到2019年的产出规模。2018年莫迪总理曾提出到2025年印度经济总量达到5万亿的目标,现在来看已经肯定不能实现。

再次,认识到上述现实可以帮助我们更清晰地理解印度经济的悖论,并解释如下一些看似奇怪的经济现象。比如,从印度对美国的贸易结构看,制造业商品出口中,高技术密集型产品所占比例要高于低技术密集型产品和劳动力密集型产品的占比。这种情况并不符合发展中国家对发达国家常规的出口结构。这种矛盾很大程度上与印度企业对国内市场的投资不足有关。因为同时我们也会看到,所有印度公司的海外业务在公司整体利润中的占比超过10%,而21世纪初仅有2%。印度最大的前50家企业中有超过一半的利润依赖出口、全球商品价格和国际并购。这说明印度本土企业认为,国内消费者的需求并不足以支撑印度企业的盈利模式,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印度企业对印度市场本身存在严重的信心不足。如果我们观察2011-2018年印度的就业结构会发现,农业吸引的就业人口从27.5%上升到31.45%,这一现象也不符合发展经济学关于剩余劳动力从农村向城市转移的常规过程。农业本身不足以创造出高薪就业岗位,这也反映出印度经济近年来尽管表现为指标的高速增长,但是却没有向创造一个更加庞大的中产阶级的方向发展。最近,埃及著名左翼政治经济学家萨米尔·阿明撰文指出,印度的发展是“流氓式发展”,因为印度缺少自主发展战略,贫富差距悬殊,甚至不能将印度称为真正的“新兴经济体”。

最后,在中印经济关系问题上,有两个方面值得考虑。一方面,印度经济未来增长前景很可能进入中低速阶段,经济增长率很可能会下降到5%以下,在世界经济中的分量会比较有限。习近平主席最近刚刚宣布将东盟地区作为周边外交的优先方向和“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的重点地区。由于印度未加入“一带一路”倡议和RCEP,未来东盟很可能会在区域经济一体化中发挥明显的“替代”作用。如果把东盟作为一个经济整体,它在2019年的GDP总量接近3万亿美元,明显超过印度,是真正的全球第五大经济体。未来如果印度继续留在RCEP之外,缅甸、老挝、柬埔寨等中低收入国家可能会深入融合到新一轮的区域价值链的构建进程中。因此,印度必将因为东亚经济一体化的贸易转移效应遭受更大损失。此外,由于美国也在推动“制造业回流”计划,印度很难乐观地预期获得美国等发达国家通过产业转移实现工业化前景。另一方面,中国也应当继续积极接触印度,创造经济合作的机会。考虑到印度经济的复杂性以及其面临的困难,中国不必在经济合作领域以竞争的心理与印度接触,因为印度与我们的经济实力相距甚远。